《红高粱》剧照
明星网讯 由周迅、朱亚文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播出过半，与电影版比较，增加了新的情节和人物，但随着剧情发展，观众对一些情节颇有微词，认为“九儿”的爱恨情绪转变太快，而她每次化险为夷的能力也太强大。编剧赵冬苓在接受采访时，给自己的作品打85分，并解答了观众的一些质疑。
人物：九儿情绪变化太快？
编剧解读：她是我写的首个“三观不正”的角色
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电视剧《红高粱》中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新增了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单家大嫂淑贤、县长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最受关注的九儿形象，从一个朴实的农村大妞，变得非常机灵，但不少观众也发现九儿的情绪变化太快，尤其是对初恋张俊杰由爱到恨的过程，以及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忍无可忍时设计对嫂子反击等情节，都可谓“无缝转变”。
赵冬苓解释：“我不觉得九儿情绪变化快。她的性格是很统一的，就是她台词里说的：‘我遇见好人，比好人还好。我遇见坏人，比坏人更坏。’她性格刚烈、有手腕，又永远无法被彻底征服，这种强烈的生命力恰是角色的魅力所在。国外文艺作品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女性，比如说‘卡门’、‘郝思嘉’，我希望能创作出类似的形象，她可能让一部分观众感觉不适应。暂时不认同没关系，写的人多了，就认同了。”
赵冬苓擅长刻画女性形象，这从她创作的《母亲母亲》《北方有佳人》《叶落长安》等电视剧剧本可以看出。但她也承认创作《红高粱》时，思路或多或少受到郑晓龙导演的《甄嬛传》影响，“《甄嬛传》里人物很多都是‘三观不正’，而我过去写的女性形象，一般别人评价都是方正大气。是《甄嬛传》的人物塑造，让我体会到观众可能更喜欢的是那种能力、审美和道德水准和普通人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如果太高大，观众只能膜拜，就不亲近了。我开始写《红高粱》以后，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九儿是我写的头一个跳脱了正确‘三观’的叛逆角色”。
场景：高密县比电影里热闹？
编剧解读：电视剧要有“烟火气”
电影版《红高粱》场景大多荒凉，三十里坡和高粱地给人一种空旷感；而电视剧里，九儿生活的高密县给人以高门大院，车水马龙的热闹感。
关于场景气氛的差异，赵冬苓强调“烟火气”对电视剧来说非常重要。赵冬苓认为，电影版拍得很好，但电视剧的艺术要求与之不同，“电影没必要表现出非常扎实的故事、复杂的社会关系。但这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导演郑晓龙与赵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意象偏陕西，我们这个是放在原着中的山东。山东是各种复杂社会元素交融的一个地方。”
为了让作品更有“烟火气”，电视剧一改电影版的思路，选择从“九儿”的女性视角出发，而非男主角余占鳌。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鳌是土匪，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割断社会关系，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无疑九儿这种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我们这样的长篇电视剧。”
气质：变“宅斗剧”不太符合原着？
编剧解读：只希望在精神气质上和原着吻合
随着《红高粱》剧情推进，九儿和秦海璐饰演的淑贤妯娌斗法，而每次在生死攸关时都能化险为夷。有观众评价这不太符合原着气质，成了俗气的宅斗剧。
接手《红高粱》这种“诺奖”级别的作品，“改好了会说是莫言作品好，改不好会被骂。”赵冬苓曾为此担心，但最后还是接了这个本子，她给自己打了85分，“莫言先生放任我们去改编，我们大胆地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全剧剧本60多万字，一点水都没有，故事非常紧凑。大家说好或者不好，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对于我来说，只希望在精神气质上和原着吻合就可以了。至于宅斗，我觉得这种归类才叫简单粗暴。要这么说起来，《红楼梦》可以总结为宅斗吗？电视剧是大众文化，每个观众有自己的审美要求”。
赵冬苓说，在3个多月的剧本创作时间里写了60万字，最难创作的是“抗日”部分，而最后的成稿，赵冬苓和导演郑晓龙都很满意，不仅投身抗日的余占鳌、九儿等有血有肉，连日本侵略者也有全新的形象刻画，“剧中的塚本是一个日本的爱国理想主义者，我们也想写出在非正义的战争中，他的政治理想是如何一步步破灭并将他变成恶魔的。”
